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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房地产调控的城市迁移与博弈，2018年6月13日；28、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回顾、反思和展望 （2014-2018），2018年6月11日；27、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2018年6月7日；26、粤港澳大湾区：引领新一轮开放创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8年6月6日；

（2）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是大势所趋，迁移的背后是产业的升级。战后日本重工业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农业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60年代重工业向大城市周边转移，带动市中心和周边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70年代以金融、不动产、批发贸易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较快发展，服务业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吸引人口进一步流向大都市圈。尤其是东京，在总人口负增长、其他两个都市圈人口净流出的情况下，仍保持人口净流入状态。近期日本政府甚至试图通过高额补贴鼓励人们迁出东京，缓解东京圈和其他城市的人口压力。

第二次危机产生于日本金融自由化时期宽松的货币环境。1979年土地税收政策放松，降低了个人交易成本和法人长期持有成本，导致地价上涨开始提速；1984年“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日本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升值、出口下降，政府开始多次降息并放松金融管制。在低利率、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涌入刺激下，1986-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再次膨胀，全国和六大城市地价指数年均涨幅高达8.3%和20.6%。法人企业是本次泡沫的最直接推手，由于实体产业利润率下降，企业拿到贷款后并非投入再生产，而是大量购置土地、抵押套现后再炒地，循环往复吹大泡沫。

美国的经济周期，可能已经在顶部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试图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替代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通胀预期的抬头。中国现在的GDP大约相当于全球的15%，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占全球GDP规模的24%，中美加起来40%。日本占全球5%，所以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大象的时代。

对涉事企业和责任人的惩处意味着要建立一条高压线，不得有违。如果违反，不死也得出局，这又涉及两方面。一是国家权力对违规者的惩处，二是民众（受害者）的求偿。目前在这两方面中国的做法并不能达到明显效果。对于劣质和问题疫苗，一个颇具迷惑性的观念是，并未造成可见的健康和生命问题，不必进行深入追究，因此，屡屡看到的只是“黄牌”而非“红牌”，只是“罚酒”而非“出局”。但是，借鉴市场经济规则完善的国家，即便问题疫苗没有造成健康和生命后果，也要对企业负责人处罚得倾家荡产，并且不准再进入这个行业。

不光如此，在全国各地公诉机关起诉传销的案件中，权健公司也用不知情的说法撇清责任。一起发生在贵州六盘水的案件中，三位权健经销商因传销活动获罪被判刑。组织者被控发展下线39人，组成超过3个层级的金字塔，涉案金额164万元。然而权健公司在供词中表示，其依法设立的直销企业对加盟商的销售模式不知情。